华为和孟晚舟状告美、加政府的意义到底何在？

　　今年年初，任正非接受采访时说，华为对今天可能要碰到的问题，十多年前就有预计，“我们不是完全仓促、没有准备地来应对这个局面”。不过，从孟晚舟被扣押一事来看，华为此前的应对显然不是那么充分。
　　
　　华为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恐怕还是始于孟晚舟被扣押。从那以后，任正非公开接受采访，华为在媒体刊登广告、邀请国外记者参观，孟晚舟起诉加拿大政府，华为则状告美国国会，可谓频繁出招。其中，最惹人注目，影响也最大的，无疑是指控美、加政府违法。
　　
　　3月3日，孟晚舟律师团队发出声明，称已经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加拿大司法部、边境事务局及皇家骑警“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宪法权利。
　　
　　3月7日，华为宣布已经向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会《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违反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
　　
　　连贯起来看，这几个动作从不设防到设防，从设防到主动出击，应该是经过了缜密的整体策划。原来被动承受美国压制的华为，现在开始有限度地进行维权行动。
　　
　　在美、加两国，状告政府并不是新鲜事。按照权力分配，美加法院有权依据宪法，对国会立法和行政命令进行司法审查。在其境内的任何人，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和暂时停留的外国人，合法权益遭到政府侵犯时，都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美、加两国政府经常“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被告，而且还经常被联邦法院判决败诉。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为和孟晚舟分别控告美、加政府，是在行使当地赋予他们的合法权利，实属正常维权之举。
　　
　　但是，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能获得胜诉机会。有时候，美加两国法院考虑到各种因素，会拒绝受理某些敏感诉讼。华为和孟晚舟作为“敏感者”，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提起涉及美加敏感问题的诉讼，其面临的挑战更可想而知。
　　
　　从网络流传的一份传票来看，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似乎已受理华为的指控，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示接受了孟晚舟诉讼。
　　
　　孟晚舟的诉讼，主要是指控加拿大边境执法人员在没有告知其原因的情况下，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非法搜身、扣押和审问”，侵犯了加拿大宪法赋予她的合法权利。
　　
　　根据《加拿大人权和自由宪章》，加拿大境内的任何自然人，都享有宪法赋予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警察逮捕或扣押某个人时，必须事先告知其具体原因。换言之，警察逮捕或扣押嫌疑人时，是有严格程序规定的，不能随意乱来。
　　
　　如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皇家骑警，真如孟晚舟指控的那样，以例行边防检查为借口，对（尚未被捕的）孟晚舟实施非法搜身、扣押、审问，以获取证据和资料，确有违规执法之嫌。孟晚舟提出这样的诉讼，理由正当。
　　
　　但是，众所周知，边境属于一个国家的特殊地带，执法较国内常规检查宽泛得很多，法院是否会认定边境工作人员的“三小时搜身、扣押和审问”属于违规执法，存在很大变数。
　　
　　退一步说，即使法院受理孟晚舟的诉讼，并判定加拿大政府违宪，孟晚舟得到的，也主要是民事赔偿，与引渡案件没有直接关联。孟晚舟控告政府属于民事诉讼，引渡案属于刑事指控，两者分庭审理，不会相互影响。
　　
　　如果说影响，可能也主要体现在案件审理排期上。在这两个案子中，孟晚舟都必须要出庭，法院选择开庭时，必须考虑时间不冲突。如此一来，引渡听证的时间或许会延长。
　　
　　华为控告美国政府，又是另外一回事。听起来，两者控告的都是政府，但是在北美，政府不是一个整体。暂且不说州（省）政府与联邦政府二元并立，即使在联邦政府层面，也存在行政和立法的区分。严格来说，华为控告的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美国政府——行政分支，而是美国国会。
　　
　　华为提出诉讼的依据，是美国《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侵犯了华为在美国境内的合法权益，而国防授权法案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经过众、参两院投票通过。所以，华为控告的对象是美国国会，具体指控有三条：
　　
　　第一，美国宪法规定，禁止国会出台带有选择性和惩罚性的立法。华为认为美国《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禁止华为向联邦政府及相关实体提供产品，明显是经过特定选择的“惩罚立法”。
　　
　　第二，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华为认为，美国国会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就禁止华为销售产品，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
　　
　　第三，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只有立法权，没有行政执法权。华为认为，美国国会直接认定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而不是依据宪法，让行政机构和法院进行判断，违反了授权条款。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法院对国会、总统的宪法审查并非虚构。至20世纪末，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否决了至少135项以上的国会立法。华为要求联邦法院“出场”主持公道，完全符合法律程序。
　　
　　BBC中文网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宪法学教授乔纳森·特利的话说，华为具备合理的法理依据，不是一个激进指控。
　　
　　但是，华为挑战的诉讼对象及其自身外来身份，都注定了这场诉讼必定困难重重。它至少碰触到了两个敏感点，一个是美国国会与法院的关系，另一个是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政体虽然是三权分立，但是三个权力分支所获得的宪法授权是完全不对等的。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国会是美国政治的绝对重心，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决定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国会手中。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形态日趋复杂化，总统权力才逐渐扩张，成为今天的模样。
　　
　　至于联邦法院，长期以来是三权中最薄弱的一个分支。国会手握钱袋子，总统拿着枪杆子，法院只有“一纸空文”。因此，美国联邦法院在建国初期毫无权威可言，完全依*大法官们高超的司法判决，才获得国会、行政以及社会各界认可，成了美国社会的权威仲裁者。
　　
　　但是，联邦法官们始终清醒地知道，法院不能对国会、行政进行无限制的司法审查，否则权力制衡就会变成权力对抗，导致国家陷入危机。在关乎国家安全和命运的问题上，联邦法院更是会尽量避免“出场”，让政治权力去解决政治问题。即使受理上诉，也多以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为要务。
　　
　　如何把握好“出场”节奏，既为社会伸张正义，又避免侵犯国会和总统，是始终困扰联邦法院的一个课题。
　　
　　如果是美国人或公司起诉国会，而且起诉的是一般立法，联邦法院主持公道的可能性会大很多；如果是外国人起诉国会，而且关乎国家安全，联邦法院就很难绝对客观中立。
　　
　　毕竟，目前仍是一个以国家为本位的世界，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联邦法院也得考虑这个现实问题。
　　
　　美国国会禁止华为设备进入美国市场，打的恰恰就是国家安全牌。他们始终强调，华为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容易成为外国政府的监控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可以顺理成章地辩称，他们不允许联邦政府采购华为设备，不是为了“惩罚”华为，而是防范可能的外来威胁。华为要想向法官证明清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无论美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军方、国会，都对华为严厉指责，法官很难轻易相信华为的辩护。而如果华为不能证明自己，对美国国会的第二条、第三条指控就失去了意义：既然华为对美国安全存在威胁，法官自然不会再考虑国会是不是违宪。
　　
　　如此一来，华为和孟晚舟控告美、加两国政府，是不是注定要陷入竹篮打水的尴尬？司法上有可能，但从宏观政治角度来看，则又不尽然。
　　
　　华为和孟晚舟分别控告美、加政府，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都能显示一种姿态，即他们不会被动地任人宰割，而是会合法合理地进行抗争。这种抗争既可展现华为的法律意识，又可对美国立法和行政形成一定牵制。
　　
　　长期来看，这种司法抗争对华为以及中国企业发展大有裨益。或许，这才是华为和孟晚舟诉讼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