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油价与中国食品通胀

    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已向全国发出呼吁，鼓励民众自行种植红辣椒。韩国政府动用了卷心菜、猪肉、鲭鱼、萝卜及其它日常食品的应急储备，这是韩国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抵御通胀的努力之一。印度内阁日前也召开会议，讨论洋葱价格飙升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之前两届政府的下台。与2007-08年一样，有关食品通胀甚至是食品安全的话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通胀“幽灵”令投资者惶惶不安。新年伊始，印度股市已下跌5%。2010年的表现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印尼股市，数日之内也已跌去7%。各国央行都陷入了困境。印尼央行(Bank Indonesia)上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这也是该行连续第17个月维持利率不变，原因是担心上调利率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这不禁让人们担忧，印尼的货币政策可能正远远滞后于通胀增速。

    中国亦是如此。食品价格的上涨正加剧通胀——中国去年11月份通胀率达到5%，远高于3%的官方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对策，其中之一是允许蔬菜运输车辆免缴高速公路通行费——这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对萝卜和茄子施行定量宽松。

    除了迫在眉睫的通胀焦虑，真正的问题在于食品价格高企的局面是否会持续下去。许多投资者正押注于整个新兴世界（尤其是总人口达25亿的中国和印度）生活水准的日益提升、将对食品成本构成长期上行压力。

    近3年前，好几个穷国因食品价格上涨而爆发骚乱。当时，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经济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发布了一份名为《购买鸡肉》(Buy Chicken!!)的报告。他表示，由于家禽的“饲料转化率”远远低于猪或牛，因此更为经济。他还预测，随着更多的人吃肉，鸡肉的经济效益会不言（也许要说“鸣”）而喻。野村(Nomura)去年9月份也发布了一份类似的报告，题为“食品价格即将飙升”(The coming surge in food prices)。在报告中，野村提出了一个围绕着化肥生产商、农业机械制造商、以及形形色色的食品运输商和储备者的投资战略。

    对于目前食品价格的上涨有多大可能是结构性的问题，一个可能的回应是：期望如此。涨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球逾十亿营养不良人口的需求有所提升。正如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目前仍有太多印度人营养不良。一些人估计，该国至少有半数的儿童营养不良。如果眼下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约5亿印度人开始吃得像样一些，仅此一点，就会对食品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只要供应跟得上，食品需求不断上涨并非坏事，而众所周知，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对这一点估计不足。1965年至1998年间，全球人口从33亿激增至59亿，但实际食品价格实际上有所下降。

    在中国，尽管不时会出现食品通胀，但农业生产一直跟得上日渐上涨的需求。瑞银(UBS)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虽然中国人消耗的卡路里和大量耗费谷物的肉类有所增加，但中国仍是一个食品净出口国。中国通过更好的灌溉、化肥使用以及鼓励农田合并的土地改革，大幅提高了产出。尽管城市化过程吞没了许多耕地，但农业生产有所提升。目前全球食品价格上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大火和澳大利亚水灾造成的供应紧张，而非中国或其它哪个国家的需求突然激增。

    食品价格高企也不一定就是坏事。首先，这有利于财富从相对较富裕的城市、转移到普遍较贫穷的农村。从理论上讲，价格上涨还应该会促进对农业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由此增加产出。

    与碳氢化合物不同，粮食是可再生资源。但作为农耕必要条件的土地、水和能源却是有限的。渔业资源尽管可再生，却有可能耗尽。日本外交政策专家船桥洋一(Yoichi Funabashi)表示，去年中日两国就争议岛屿发生外交冲突，根本原因是为了争夺渔业资源。

    制约产出不断提高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要算是能源——能源也是导致2007-08年食品价格危机的直接原因。农业发展得越现代化，对化肥、以及拖拉机和运输工具燃料等碳氢化合物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用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话讲：“集约农业就是从石油中开采粮食。”

    最近一项新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两位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油价与高档酒价格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油价与大米、小麦、土豆和洋葱的价格之间亦是如此。如果印度和中国的增长必然会不断推高能源成本，那么肯定也会对食品成本产生同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