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多了要加面。货币之洪正肆意乱窜，要么关小水龙头，要么开放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来消化这些多发的货币。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2011年货币政策将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稳健”其实就是“灵活”——根据经济形势相机决定松紧。
过去十年里，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发钱最快的国家，而且是钱最多的国家。
在2010年，这一趋势仍在继续。这一年，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
钱堆出的增长
不知不觉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钱最多的国家。
截至2010年11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为71.03万亿元，狭义货币年M1余额为25.94万亿元。同在11月末，按目前的汇率计算，美国的M2和M1分别是53.69万亿元人民币和12.11万亿元人民币，都比中国少。
日本的M2也同样小于中国，而M1则由于所包含的内容更多而比中国高一点。
按照货币学的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的供应则视为超发。这还不算货币周转速度加快带来的影响。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GDP总量为26.87万亿元，M2为69.64万亿元，是GDP的2.6倍。
十年间，中国平均GDP增长为10.9％，通货膨胀为3.2％，中国大致需要每年14.1％的货币扩展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M2却以每年18.8％的速度扩张，制造着大约4.5个百分点的多余货币发行。过去10年里，中国的M2（广义货币量）／GDP比率始终是全球最高。
把时间跨度再拉长二十年，我国目前的GDP规模是1978年的92倍，而M2，则是当年的810倍。
难怪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直言道：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被迫发钱
中国为什么要发出这么多钱？
这与目前的汇率机制有关。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是，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央行就必须得相应地放出等值的人民币，以吸纳这些源源不断的外汇。
加入WTO后，中国向世界的大门徐徐打开，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增长率突然跳到了28％，并一发不可收拾。
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外汇储备就以每年一千多亿以上的规模增加，紧接着就以每年两千多亿、四千多亿的规模恣意攀升。2008年，遭遇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新增4500亿美元。
截至2010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是1998年的18.3倍。2010年同期日本的外汇储备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当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不断地打破由自己创造出的世界纪录时，新钞就不得不源源不断地出柜。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量超常态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
钱都去哪儿了？
“票子”已经印出来了，就不会凭空消失。那些无法被GDP增长和物价增长稀释的“超额货币”，终将四处蔓延。
周其仁借用哈耶克的理论，说货币似蜜。新增的货币投放到经济与市场后，像具有粘度的液体如蜂蜜一般，过量的货币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漫游”。这些“蜜”一旦粘在哪里，哪里的价格就开始如同坐上火箭般飙升。
土地和房子是当之无愧的捞钱地，大量的货币洒向购物中心、公寓住房、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2003年到现在，北京及其周边的土地价格攀升了9倍。上海的人均收入不足东京的四分之一，而房价已经直逼东京。
畸高的房价催生了越来越严的调控，2010年的调控不断刷新“史上最严”的纪录——“限购”、“限贷”、“限外”、“限年龄”。
当货币逃离房地产市场，大蒜、苹果、绿豆、红酒、大红袍……所有可供投资的资产，价格都纷纷飙升。
7月份以来，全国36个城市近70％的食用农产品都在涨价。
暴涨带来的结果是政策来回奔走地救火——楼市调控、蔬菜限价……
周其仁说，这种治理方式看似针对性强，最后却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延误了釜底抽薪——控制货币供应量——这唯一治本之策的实施时间；二是东涨西也涨的物价态势，激发和强化了公众的通胀预期。
通胀的预期一上去，下来可不容易。CPI10月破四，11月破五，人们开始慌张地将存款从银行搬出来，搬到一切可以投资的东西上去。
最忧伤的是穷人，他们没分到多少新增的货币蛋糕，反而在衣食住行的全面涨价中被货币超发的泡沫所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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