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特写：拯救全球金融体系的四晚三天

　　周日晚，特里谢再次召开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会议，很多委员本人在巴塞尔BIS的会议室出席，有些成员在法兰克福参会，少数与会者人身在欧洲其他地方，在自己的国家。从里斯本那个周四的夜晚到现在，该对他们一直讨论的问题做出正式决定了。为了压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利率，进而缓解危机，并保持控制货币政策的能力，欧洲央行会有针对性地购买这三国的债券吗？或者，为了让拯救欧洲的民选官员始终承受压力，欧洲央行会更死板地行使权力，避免违背欧盟公约精神？特里谢竭力为前一种做法辩护。
　　
　　他提议，即使欧洲央行在公开市场买政府债券，也应该通过其他工具让等额的资金离开欧元区经济体，这样购买资产就会“得到冲销”，也就是说，现有的欧元总规模没有增加。
　　
　　韦伯与另一位德国的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尤尔根·斯塔克（Juergen Stark）极力反对特里谢这样做。他们的论证逻辑和韦伯两天前发的电邮相似，认为只有当形势糟糕得迫使欧洲国家领导人果断行动，而且比那周末他们在布鲁塞尔炮制的所有对策都坚决时，欧洲央行才应该干预债券市场。
　　
　　最后，管理委员会以压倒多数投票结果通过购买债券，但也同意将这个决定对外保密。在欧洲国家财长及政府首脑达成自己的协议以前，委员会不会向他们透露这一决定。如果这些领导人发现欧洲央行已经决定干预，就会失去他们为解决危机采取行动的压力。这次投票是务实派的胜利，恪守原则的一方败下阵来。韦伯和斯塔克是此战的败军之首，同样站在对立面的还有荷兰央行行长韦尔林克（Nout Wellink）。
　　
　　欧洲央行决定以所谓的“证券市场计划”（SMP）购买债券。周一清晨，他们就会迈出一决生死的步伐，但这时还不得不保持沉默，要等到政界人士尽自己应尽的本分。
　　
　　欧洲央行决意行动之时，美联储也准备启动货币互换。在巴塞尔时间9日下午7点46分，即华盛顿时间9日下午1点46分，美联储副主席科恩向伯南克发了一封邮件，主题是“互换可一试”。
　　
　　5月9-10日 布鲁塞尔
　　
　　5月9日布鲁塞尔的那个晚上，欧洲各国财长的会谈陷入僵局。先是德国人为寻找替代的会议代表拖延了很久，因为财长朔伊布勒赴会中途病倒，德国只好另派一人代表这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出席会议。等德国代表抵达后，德国与法国的态度又显然泾渭分明。
　　
　　时任法国财长、现IMF执行总裁拉加德说：“出于对澳大利亚的尊重，我们忘记悉尼吧，把注意力放在东京上，歇一下。”换句话说，欧洲领导者们不会在布鲁塞尔时间凌晨1点以前达成一致，那时澳大利亚股市已经开盘，所以他们会集中精力在2点日本开市以前拿出协议。
　　
　　那天的电话会议从下午开到深夜，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都连线参会。一位在家中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为此打了几小时的国际长途，花了800美元。这期间，欧洲的财长们在内部商议时就把电话设置在静音状态。超级体育迷英国央行行长金还一度趁机偷偷念叨白天的球赛结果，用来打发时间，像个淘气的男孩。
　　
　　欧洲人总算及时拿出一份协议。法国和德国同意了44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IMF承诺投入2500亿欧元，帮助保证德国人不会对受助国设置削减预算方面的苛刻条件。
　　
　　这只是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当时IMF执行总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确承诺会提供这笔资金，可他还必须得到授权，只有经过IMF执行委员会投票批准，卡恩才能兑现这个承诺。极度自信的卡恩那时一门心思要保证解决危机，后来才担心IMF那些官僚形式的繁文缛节。
　　
　　几番争执又妥协之后，财长们在10日凌晨3点15分完成了艰难的协商，宣布了达成一致的措施。他们也没能赶在日本开市前结束讨论，但欧洲领导人给外界留下了急于努力达成协议的印象，这足以使安抚市场。
　　
　　紧接着，欧洲央行公布了决议，美联储和其他央行也参与到货币互换行动中。欧洲央行声明称：“管理委员会……决定采取多种措施环境特定市场格外紧张的形势，它们正在妨碍货币政策传输机制。”这是欧洲领导者第一次声称，他们的行动根本不是拯救受困的成员国政府，而是确保欧元的价值不会失控。此后他们还多次发表类似观点。
　　
　　对韦伯而言，在欧洲央行购买债券的问题上失势不代表败局已定。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原则要求委员们对自己如何投票保持缄默。欧洲央行与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不同，后两家央行会发布会议纪要，公布货币决策成员的具体投票情况。而欧洲央行根本不透露这类信息，像保守机密一样守了30年。当然，理论上说，如果是为了尽可能保证欧元区的整体利益，官员们应该会更容易做出决定，可他们代表的是各自国家的利益。另一个欧洲央行的基本原则是，德国央行和法国央行等成员国的央行应该执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下达的指令，追随欧洲央行的行动，随之买卖证券。与美联储的十二家地方联储一样，这些成员国央行实际上在贯彻管委会制定的政策。
　　
　　在韦伯看来，管理委员会完全无视自己的原则和传统，现在那些遵守原则的传统都出了问题。
　　
　　管理委员会周日当晚的会议结束后不久，韦伯召集德国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开会。他和同事多姆布雷特（Andreas Dombret）还在巴塞尔，其他成员分散在德国各地。从公事公办的角度说，韦伯不应该向任何人提前透露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决策内容，但这次他向德国央行的同仁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购买债券吗？德国央行应不应该听命于欧洲央行，购买数十亿欧元的希腊与葡萄牙债券，违反不得动用印钞手段为成员国政府融资这个长期奉行的原则？
　　
　　如果德国央行的委员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欧元区几乎势必在几天内土崩瓦解，欧洲央行将丧失全部信誉，德国将被迫重新启用原有货币马克。全球金融市场将更加混乱，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更严重。德国央行的领导者见识过那次危机有多么凶险，所以他们决定，这次最好还是听之任之，背叛传统行事，以免出现此前那样危险的后果。
　　
　　5月9日那晚，一场金融浩劫从没有像那样接近过我们这个世界，但只有少数内部人士知情。到了第二天清早，世界各地的人们又开始照常为工作奔忙。那时候，欧洲领导人已经决定投入数十亿欧元维持欧洲的统一，新的联盟建立起来，英国为此承诺要缩减预算赤字，美联储再次扮演了全球最后贷款者的老角色。
　　
　　在世界上多数人还在梦乡之时，巴塞尔、伦敦、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的央行行长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全球商贸流又一次负隅前行。
　　
　　华尔街见闻注：节录部分连载告一段落，全文内容来自《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经济编辑Neil Irwin的新作“炼金术士：三位央行行长与一个硝烟弥漫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