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财政紧缩运动正面临四面八方的质疑。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近日公开表示,欧洲的紧缩程度已经接近极限。而IMF公布的报告则指出,财政乘数效应使得财政紧缩直接导致欧洲经济产出大幅下降。 而在学界,麻省大学(UMass )的28岁博士研究生托马斯·赫顿(Thomas Herndon)最近还向财政瘦身术的理论依据发起挑战——质疑美国参议员保罗·瑞恩、前财长盖特纳以及欧洲央行均广为推崇的论文《债务时代的增长》,指出其数据统计的漏洞,认为高负债不一定导致经济萎缩。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发达国家最近几年一直通过财政紧缩减少债务以求经济恢复健康,但现在这种措施的合理性却受到质疑。在国际工会联盟(ITUC)秘书长夏朗·布劳(Sharan Burrow)看来,5年的时间已经证明财政紧缩政策的失败。她在4月份世界银行[微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春季年会期间与IMF总裁拉加德[微博](Christine Lagarde)对话,极力呼吁政府正视就业的严峻问题。本报记者在此期间对夏朗·布劳进行了专访。 财政紧缩是失败的 记者:你为什么要呼吁改变财政紧缩的政策设定? 布劳:从金融危机肇始以来,已经实行了五年的紧缩政策是失败的,我们已经看到从评级问题触发的金融危机,演化到后来的失业危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财政紧缩被看成是唯一的政策设定,这就是问题所在。人们的社会福利被削减,失业率不仅在欧洲高企,同时失业问题也蔓延到全世界。 这对于全球领导人是一个挑战:他们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就业改善计划?他们是否有集体意愿来促进基础建设投资,使得那些躺在公司账簿上的资金能够被用来创造就业,是否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记者:如果说政府还有除了财政紧缩之外其他的选择,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 布劳:近年来我们看到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欧洲央行等不断在告诉人们,如果他们采纳财政紧缩政策,就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被称为“扩张性紧缩”(expansionary austerity)的政策,但是实际上这一政策所做的就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保障、裁员。 因此,尽管从欧洲整体上看失业率下降有所遏制。但是从个别国家来看,许多失业人群开始离开他们的国家到外边寻找机会,这实际上是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比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目前就面临这种状况。尽管人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但是许多人为了生计必须选择如此。因此,除非你有一个基于收入带动的增长计划,否则你就无法推动国内的整体需求,同时减少社会风险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 一个缺乏增长计划的紧缩方案无异于自杀行为,而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 记者:你们去年开展的全球民意调查是否支持了这种说法? 布劳:去年的调查表明,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人们第一次相信,下一代人的情况会更加糟糕,他们认为政府的方向是错误的。目前79%的人们无法存下美元、欧元等基本货币,71%的人表示缺乏工作安全感。 呼吁就业增长计划 记者:你们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布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以就业为中心的增长计划,当然全球各国必须合作起来。G20应当拿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促进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稳定。欧洲央行需要以较低的成本运用货币政策,以低利率推动投资,从而推动就业市场,促进内需。 记者:在你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中,有没有任何积极的反馈? 布劳:我们希望传达几个信息:应当加大对就业增长的投资,尤其在基础建设方面;应当停止向集体劳资谈判的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所得征税;应当指望更多的国际间合作,比如20国集团领导人在未来三个月内将要会面,他们已经承诺说要提出一个就业计划,但是我们希望这一计划是具有执行力的。 记者:欧洲的工会力量一向十分强大,之前我们也看到由于工会的作用一些法案无法在受困国家得到通过,从而顺利开展紧缩计划。你觉得工会的力量在最近几年有什么变化?这对于欧洲的经济复苏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 布劳:实际上国际组织——包括IMF、欧盟与欧洲央行的“三驾马车”,打碎了社会对话的机制,加强了经济独裁。实际上,工会的议价能力正在逐渐丢失。比如在西班牙,工会曾经试图坐下来和政府谈判,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协议,但“三驾马车”并没有重视。我认为这种现象应当立即停止。如果人们没有能够加入到讨论的过程中,被迫变得更加贫困,那么对政府的信任自然会被逐渐瓦解,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认为工会应当更多介入到这种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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